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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期间，《大公报》记者在前线采访一个无名的军人专业杠杆炒股公司，他自愿到河北组织抗日游击队。

记者：抗战胜利时，你准备做什么？

军人：那时候我已经死了，这场战争中，军人大概都是要死的。

八十年前的今天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正式宣布投降。

在此5天前，消息已经传开了。8月10日，日本通过中立国瑞士、瑞典，向同盟国乞降，表示愿意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各项规定，在保留天皇制的条件下投降。

胜利来得太突然。

5月，欧洲战场上德国战败后，中国人就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。但当时最乐观的估计，是对日作战还得打上一年。

8月10日晚6时左右，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，收听到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，称日本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。广播是时任日本外相的东乡茂德代表日本政府播发的，但尚未通过军事当局的检查。

知道这则消息后，重庆各媒体等不及官方核实，按捺不住争相报道。

当时在重庆崇文镇的《大公报》记者陈纪滢后来回忆，那时候，收音机很贵重，整个镇不过三四台。其中一台，是镇上杂货店老板自己鼓捣组装的，平时没人理会，但那天傍晚，商店挤满了人，都在一遍遍听广播。

一些上了年纪的人，边听，边哭出声音：日本投降了！

当晚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“日本投降”的消息不胫而走。重庆、成都、乐山、昆明等地人民开始自发上街，敲锣打鼓，燃放鞭炮，拉响汽笛。

中国战区最高领导人蒋介石，并没有比普通民众更早得到消息。

当晚8时许，他正在宴请墨西哥驻华大使，听到外面都是欢呼声和鞭炮声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就问副官蒋孝镇，得到的回答是“听说什么敌人投降了”。

蒋介石让蒋孝镇再去打听，这时才有消息进来。

宴请完毕，蒋介石显然已无心情和墨西哥大使漫谈，但对方迟迟不愿离去，这让老蒋感到很恼火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吐槽：“墨使不识体统，纠缠谈话不休，殊不知抗战最大事要在此时决定也。”

好不容易送客成功，蒋介石赶紧召开军事干部会议。会毕，已是夜里12时。

因为日本投降的消息未经正式确证，很多高官在互相打探消息的真实性。

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，第一时间去找他的上司陈布雷。陈布雷表现得相当谨慎。

唐纵说，当晚，陈布雷的孩子们在外面放爆竹欢呼，结果陈布雷大怒，责备孩子们不应高兴得太早。

但绝大多数人显然没有这么理性。抗战的日子太长，太苦了，一个彻底胜利的好消息足以让所有人狂喜眩晕。

在重庆的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顾颉刚，8月10日夜里写日记说：明日添菜庆祝。

他还特地在当天的日记后面写了三个字：胜利日！

那一夜，很多中国人彻夜失眠。68岁的黄炎培是其中一个。

黄炎培时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，他整夜在脑海中把十四年抗战历史倒映了一遍：

自七七以来，八年又卅三天。自九一八以来，十四年不足卅八天。中间残杀我国同胞，此数年更残杀我盟国同胞，不知多多少少。天网恢恢，元恶终归殄灭，而死者岂可复生？以我一人论，十四年来之努力，徒为抗敌救国耳。今日者故妻何在？长子何在？读少陵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诗，感不绝心。忽然想起刘湛恩，忽然想起张在森，以此终夜不能自制。刘湛恩、张在森何止千万？

刘湛恩是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重要成员，也是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。九一八事变后，就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。1938年4月，因为拒绝出任伪政府教育部部长，刘湛恩遭日伪特务暗杀身亡。

张在森是黄炎培的同乡兼好友张志鹤的幼子。他为抗日救国，毅然投笔从戎。1942年，其所在部队在金华白龙桥被日军包围，张在森引枪自杀殉国，年仅21岁。

十四年抗战中，失去的生命，像刘湛恩、张在森这样死去的英雄，何止千万？

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，中国人觉得胜利来得太突然，但更深感胜利来得太艰难。

痛哭比喜悦更能释放十四年的压抑与苦难。

要日本人投降，实不容易。日本战败前，本土尚未遭到地面攻击，在海外尚存100多万军队。到1945年6月，日本仍作出“本土决战”“一亿玉碎”的战争计划。

1945年7月26日，中、美、英三国政府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《波茨坦公告》后，日本政府与军部仍在降与和的问题上发生较大分歧。双方对峙，直至天皇最后“裁决”，才在维护天皇制国体这样一个条件下接受投降。

在此过程中，日本军部主战派秘密制定了一个“总决战”计划，其内容分为三个阶段，鼓吹最后要全部战死，不留一兵一卒。

在这个秘密计划中，日本人的疯狂与残暴本性暴露无遗，其宁可毁灭日本、毁灭中国、毁灭朝鲜，也不投降的野心昭然若揭。

直到8月10日下午，日本天皇已经决定投降，乞降照会也已发出，军部仍不甘心失败。

日本陆相阿南惟几竟通过电台向全体陆军官兵发表了《告全军将士书》，声称“纵令啮草嚼土，伏尸荒野，亦须断然奋战，直至最后一个人”。

随后几天，军部主战派在日本国内企图发动武装暴动，结果以失败告终。

8月14日，日本天皇召集御前会议，最后决定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，并致电中美英苏四国，接受无条件投降。他下令起草停战诏书，录音完毕，送日本电台，准备次日中午广播。

此时，中国国内庆祝日本投降的气氛已经持续了四天。中国人并不知道，投降的日本人口服，心不服。

1945年8月15日，黎明之前，阿南惟几在家中剖腹自尽。他的遗言是：“天皇的诏书将在中午12点播出，我听了会受不了。”

上午7时，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：日本无条件投降！

经历过漫长的至暗时刻，中国人形象地将这一刻称为“天亮了”。

连日伪控制的上海，欢庆情绪也无法控制：“生活从天亮开始，永不衰落。谁在乎军队管制? 战争已经胜利了。保卫和平! 对任何一个世纪来说，两场世界大战已经太多。”

上午10时，蒋介石来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，发表了著名的抗战胜利广播演说。

从8月10日晚突然得知日本投降开始，蒋介石就在准备这次演说。他找到陈布雷，按惯例要让这名“文胆”捉刀，但得悉陈布雷生病后，他决定自己写这篇演说稿。写完之后，再交给陈布雷修改。

在广播中，蒋介石说道：

我全国同胞们自抗战以来，八年间所受的痛苦与牺牲虽是一年一年的增加，可是抗战必胜的信念，亦是一天一天的增强；尤其是我们沦陷区的同胞们，受尽了无穷摧残与奴辱的黑暗，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，而重见青天白日了……我中国同胞们必知“不念旧恶”及“与人为善”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。我们一贯声言，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……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，则冤冤相报，永无终止，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。

中国的媒体，也贯彻了蒋介石的思想，即宽容和“不以日本人为敌”。《大公报》第二天发表社论，其中提到：

老实说，我们除了深恶痛绝日本军阀的严重错误及万恶罪行外，却从不鄙视日本人民。看昨天昭和宣布投降诏书时的东京景象，以及内外军民一致奉诏的忠诚，实在令人悲悯，甚且值得尊敬。日本这民族是不平常的，只要放弃了穷兵黩武的思想，打开了狭隘骄矜的情抱，在民主世界的广野上，日本民族是可以改造，可以复兴的。